從《TSA事件》看未來智庫在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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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2015 《星島日報》
張進樂 朱兆麟

近日,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存廢的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更有網上群組動員逼使本屆區議會候選人作出表態,使TSA成為自「鉛水事件」後另一或會左右選情的政治議題。TSA是存、是廢,各個持份者各說各話,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是「還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重要還是,「保留客觀評核各校學習水平差異的工具」重要?實在好比清末時期的「廢科舉」般,只能由各個持份者各自表達立場,始終無法下一個定案。

其實,TSA乃2000年教育改革下的產物,而評估的目的是「幫助了解各學校在主要學習領域是否達致基本水平」。在2004年正式落實後,雖然坊間間中會討論學生的操練是否過量,但整體而言仍是「雷聲大雨點小」的。何以事隔十年,TSA才被為認定是學生操練文化的原兇,「必欲除之而後快」呢?在「反國教事件」及「鉛水事件」相繼發生後可見,現今社會非常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和健康問題,凡觸及「下一代」這個「香港新核心價值」的政治事件必會引起民間的巨大迴響,進一步動搖香港政府的公信力。當然,無可否認在選舉年的政治議題會較容易升溫,或被炒作成有利選戰、攻擊政敵的工具。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政府無法掌握民情,適時調節施政理念,才是埋下一個又一個「政治炸彈」的主因。

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一書中曾提及四個不同世代的香港人,若借用這一套說法,香港「補習風氣過盛」、「操練文化成風」等老問題,可歸咎於第二代香港人(戰後嬰兒)乘當時經濟迅速發展的社會優勢霸佔社會的上流位置後,一直沒有退下來的打算,間接使第三代香港人沒有甚麼急速向上流動機會。為保障自己的子女不會像自己一樣無法順利爬升至社會頂層,唯有不斷讓自己的子女報讀一大推的興趣班、補習班,務求「贏在起跑線」。故此,在那時任何有利學童提升學習成績的政策都是好政策。但所謂「物極必反」,孩童在一眾家長的「軍事競賽」下總有吃不消的一天。第四代香港人不忍自己的子女像自己一樣失去童年,於是群起反對在他們眼中已被異化的教育政策,實屬時代產物,又一歷史的「鐘擺效應」。

其實,一個政策是存、是廢,除了取決於政策本身的成效外,亦要考慮當下社會的「民情」。只有「天時、地利、人和」均齊集的方案,才可保障政府避免陷入政治危機。可惜政府內部目前缺乏一所有效地為政府收集民意、民情的機構,未能為政府審時度勢地推出政策,或調整甚至改革已過時的政策內容。TSA只是一個表例,說明政府無法有效掌握群眾的對政策落實後的觀感。「一不知」,即使當局表明TSA 不用操練,仍然有學校我行我素照樣操練;「二不知」,家長和學生對於操練文化的反感已到達臨界點;「三不知」,當社會產生極大迴響後,應當如果回應民眾訴求,確立未來教育的新方向。顯然,目前政府內部缺乏能為港府提供及時解決方法的智囊。其實,如若政府內部缺乏能有效收集民意的體系,不妨考慮現時坊間的智庫。借由民間智庫獨立、客觀的特性,向政府有關的決策局提供最迅速、最專業的意見。一來,可以避免官僚體制下繁複的程序,令政府回應政策的效率大大提高;二來,更可活用民間智庫的資源,進一步補足政府的施政盲點,改善施政效能。因此,香港政府在未來的日子能否早著先機,洞悉民意、民情,決策局如何與民間智庫互相配合成為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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