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Uber事件》看香港智庫林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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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015 《星島日報》
張進樂 朱兆麟

Uber 租車服務引入香港後大獲好評,然而Uber迅速擴張業務的同時,亦面臨諸多法理上的挑戰,因而在世界各地亦遭遇現存既得利益者的抗議與打擊。繼泰國、西班牙、荷蘭、法國、芬蘭等國家相繼叫停Uber服務後,香港警方展開名為「破繭」的行動,並以涉嫌「非法駕駛汽車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及「駕駛汽車時無第三者保險」拘捕5名司機。各大網上平台隨即怨聲四起,紛紛指出沒有必要為了保障一直以來服務質素每況愈下的的士司機利益,而「剝奪」民眾的選擇權。而更諷刺的是,租車服務公司 Uber乃政府部門「投資推廣署」協助引入,並在其網頁以「成功個案」大力推介Uber手機應用程式,突顯了政府部門各自為政的詬病。

可是,在眾人都集中討論的士司機應如何藉此機會提升服務質素、吸引顧客之餘,是否又應該思考一下,在再次遇到一些會觸及傳統既得利益,但卻又能同時促進社會發展的經濟新興服務時,政府應該依法辦事?還是應審時度勢制定一套全新的政策方針呢?在後佔領時期,不少政界人士均成立或計劃成立不同類型的智庫,包括湯家驊牽頭的「民主思路」以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計劃成立的「倡導型智庫」等等。智庫成立之多令香港出現一股「智庫熱」,但當中到底又有多少智庫真正能夠把一些過時的管治思維重新整理,透過收集民意民情、甚或遊說相關政府部門,變成新的、有系統性的施政方針呢?需知道,智庫的出現如果只是單純為了沽名釣譽,進行大量「一次性」所謂研究工作,而缺乏一個長遠而清晰的定位和理念,最終只會淪為「個人俱樂部」,根本無助香港發展。

理念,是一份執著,同時亦決定了機構對各個公共事項的取態,絕不能模棱兩可。只有從理念出發,方可聚集到一批志同道合的群眾,為著更理想的共同目標而努力。香港,在亞太地區以至整個國際舞台多年來經歷無數次的角色轉型。自殖民地時期流傳下來的舊有管治思維、法規、守則等是否合時、合用,必須立刻作出深入的公共研究和討論。在此,眾多智庫無妨積極參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加上,香港政府的管治班子也不可能永遠依靠特首個人魅力和人際網絡在當選後數個月內草草拉雜成軍。換言之,在未來要建立一個本有相同管治思維的團隊,就必須依賴與特首立場定位類似甚至一致的智庫輸送人才。否則,縱使香港智庫林立,對政府而言亦只是得物無所用,而特區政府亦只會讓Uber此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事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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