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4  《經濟導報》
朱兆麟  張進樂  簡浩賢

「佔中」，或稱雨傘運動，持續至今已近兩個月，由九二八事件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及後再出現七名警方涉嫌濫用私刑，到最近示威者打破立法會玻璃門，運動的方向和性質的確有其不穩定性，但持續至今，至少我們可以看出香港人政治參與方式的改變。然而，香港的公民社會其實也不過是近十多年才開始續漸成型。由香港開埠初期至英國的殖民統治結束之前，大部份香港人的也只是擔任「積極的旁觀者」角色，即對政治或存有一定程度的關注，不過，在實際的政治動員上卻較少參與，而且幾乎大部份的參與都離不開切身的民生議題，甚少把矛頭指向制度，年輕一輩亦鮮有對民主、普選等議案產生重視。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香港人由「旁觀者」轉變成「參與者」？這又是否一個單純的政治議題？

中國的政治，香港的經濟

香港得以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國際城市，絕不能忽視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歷史因素，以及香港背靠祖國的地緣政治優勢。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年輕的新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切斷。但因中國投向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蘇聯能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所需的資金和技術，並未需要香港作為對外窗口。後來，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管道越來越狹小。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標誌中國轉向從西方國家引進工業生產設備，以滿足經濟建設需求，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系開始重建聯繫。

然而，儘管中國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卻碰上重重問題。中西方的辦事規則、政策和法律都大有不同，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而香港也迅速成為了中國內地和西方之間經貿往來的中轉樞紐。

戰後至1965年出生的嬰兒（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一書中所描述的第二代香港人）初踏足社會之時，正值上述中西經貿往來頻繁導致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加上，上一代人因為戰爭的關係而人數較少，導致這批戰後嬰兒可以很迅速的向上社會流動，換來較好的經濟地位。這一代人在呂大樂的描述下都是天之驕子，屬於精英世代。當時，因為香港經濟起飛，沒有人會對政治議題產生濃厚興趣，大家都在為著個人、家庭打拼。這，也就是「香港人政治冷感」一說的由來。

回歸後，特區政府需要面向群眾，其管治的認受性便每天都可能受到質疑。認受性的來源可以是因為政府的經濟表現（Performance Legitimacy），又或者政府工作的民主成份（Democratic Legitimacy）。原本，政治上不平等是不會惹來港人的強烈反響，因為英殖時期的香港人政治地位相較現在更低。但是，香港二零一二年的堅尼系數為零點五三七，創下歷來新高，貧富懸殊情況大幅拋離加拿大、英國及新加坡等地。加上，香港工資水平長時間跑輸通脹，統計處最新數字指出，本港二零一二年五月至六月的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3,400元，上升4.3%。數字看似理想，但事實上，二零一二年五月至六月五月至六月五月至六月本港通脹高達5.1%及5.6%，工資升幅始終難敵通脹。部份香港人因在經濟上得不到滿足，開始對特區政府的認受性提出質疑。

其中，以八十、九十後的年青人對制度產生最大程度上的不滿。原因是他們活在一個被第二代香港人（戰後嬰兒）霸佔社會上流位置的時代，沒有甚麼急速向上流動機會，卻又從開始懂事開始就見證著九七後接腫而來的社會問題，包括：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領匯上市、樓市熾熱等等。更大的失望是，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公布一年一度薪酬趨勢調查，發現二零一三年公司高層與一般員工所獲發花紅的差異擴大，高層花紅由平均4.69 個月增至6.79 個月的薪金，反之一般員工卻由二零一二年的1.46個月微跌至1.37 個月。明顯，企業傾向「肥上瘦下」。舊日，「打工仔肯捱肯做便有出頭天」的神話幻滅，新入職員工無法依靠個人能力得到更好、更合理的經濟回報，亦無法向上流動，唯有向政府伸手，展望政府能發展資源再分配的功能，令年輕一代、基層市民生活多一份保障。

因此，二零一四年，「佔領中環」甚或後期稱呼的「雨傘運動」的起點都是一場「學生罷課」活動。原因是對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們並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又因，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個人成本太低，同時對社會整體的後果沒有太大考慮，以及對多位官員所提到佔領會破壞香港得來不易的經濟成果也沒有太多感觸。因此在初時，佔領行動由學生負責牽頭，其他泛民團體的參與度超不及學聯、學民兩大學生組織（佔中三子甚至已經退下火線），而到了現在，即使運動已趨向市民主導，但學聯仍擁有代表市民和政府討論的話語權。中大新傳學院轄下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所作的民意調查正好反映上述年輕一代與老一輩人士的意見上存在分歧，研究在9月10至17日電話抽樣訪問1,006名香港市民。結果發現，15至24歲組別中有47%的受訪者支持佔中；而40至59歲組別有61%的受訪者不支持佔中。可見，佔領運動的主體是一群學生，至於其佔領街道的主因，相信除了對民主的訴求外，亦有部份人士是對於現屆政府的表現有所不滿。

然而，中國與香港之間的經濟關係是否如年輕人所想得這般簡單？繼續長時間的佔領又會對中、港兩地的經濟做成怎樣的破壞？政治議題又有沒有蒙蔽了整個社會對外界的變化乃至整個世界發展趨勢的敏銳度？

真正的中港經濟關係

自1978年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後，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日趨密切，貿易及投資均大幅增長。內地是香港最大的交易夥伴，香港也是內地第三大交易夥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場。2003年6月，內地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協議（CEPA），更標致著中國與香港的經貿往來將在未來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隨後又分別簽署了五個補充協議，加上國家「十一五」計劃中又首次納入香港，公開表示支持香港維持現有國際中心的地位。使香港保持作為中國對外轉口港及經濟橋頭堡地位之餘，也能在各項高增值服務業的領域上得到配合祖國發展的重大機遇。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聯繫更形緊密，兩地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在2001-2010年飆升近1.5倍，較香港對外貿易總額同期的升幅（98%）為高。內地經濟蓬勃發展及繼續對外開放，特別是在中國入世之後，更為香港帶來巨大益處。儘管2008年至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香港經濟在截至2010年的10年期間仍實質累計增長49%；生產總量在2010年更升至17000億港元。

當然，香港亦非只是單方面坐享祖國帶來的經濟機遇。香港作為內地的對外窗口，是內地經濟體制創新的重要借鑒：香港經濟體制十分開放，市場運作高度成熟，經濟運行規則與國際接軌，特別是金融體系與法治環境在全世界享有盛譽，這些對內地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進行制度創新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同時，香港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資金和信息匯聚，貨幣自由兌換，有規模龐大和高流動性的資本市場，與紐約和倫敦一起扮演著全球24小時的產權交易中心的角色。儘管，上海、深圳等經濟城市在「硬件」配套上正續漸追近香港，但香港多年財金戰略地位及其扣連東西方的國際樞紐價值，加上「軟件」上例如：人才、法制等的優勢，仍暫時使香港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窗口和橋樑。但是，這樣的優勢可以持續多久？

政治事件，經濟解決

在全國規劃視野下，任中央如何重視香港的經濟地位，也不可能忽略內地各省各市的全面發展，以提升國家綜合實力。何況，香港民情對於是否在經濟上全面與內地融合，社會上似乎尚未能凝聚共識。加上，近年部份港人對中央政府政治上的決定有所遲疑，這些都阻礙了中、港兩地的進一步融合與經濟互動空間。

中國，毫無疑問即將要問頂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將堅定把握話語權。隨着中國從生產型經濟走向消費型經濟，而西方國家則從消費型轉向生產型時，向中國作經濟上靠攏、政治上改變立場是必然的趨勢。而香港，以其國際連結（Connectivity）及人才與金融資本，本足以令它站穩國家發展的前列位置。但是，若港人仍處處只看到香港，而忽略與世界的互動，則其歷史作用必會短暫而快將結束。

佔領運動初時，《紐約時報》已引述華府高官稱，美國無意介入當前本港的佔中運動，以免影響與北京的關係，反而希望在一系列優先重要事項上與中國合作，包括氣候變化和遏制伊朗核計畫，表明不算介入這次事件中。在本月奧巴馬和習近平的會面中，奧巴馬再次強調不會亦沒有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美國國務院19日呼籲，抗議者需和平表達立場，香港政府的處理方式也應克制。官方一直所說的外國勢力，其實一直都想扮演中立，但卻很容易讓人看出，香港在世界政治局勢的博弈中已經不再被深深重視。

其實，「政治問題」是「經濟問題」的延伸。香港內部如是、中港關係如是、中美關係亦如是…誠如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在其作品《香港的獨特民主路》一書提及：「對小部份人來說，事業上的挫敗，正好從非物質或後物質方面的追求中得到撫慰與補償，同時可讓自己覺得因懷抱更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生活品味而恢復自豪感，保育、環保、愛護動物、反對地產霸權、抗拒金融霸權、社區與鄉村保存、為弱勢群體請命等過去較少受關注的議題都紛紛被提到公共議程上來，受到社會各界一定程度的關注，也成為各種新興社會運動的主題與訴求。」我們真的要相信學聯的一套：「政治事件，政治解決」？還是，應當重新思考「政治事件，經濟解決」是否更適合實用主義至上的香港人呢？

事實上，「政治事件，經濟解決」已不是一個新鮮方法。當年六七暴動，在左右爭辯中，英政府知道真正源頭在經濟、在民生，及後大批推出公屋等惠民措施，民怨得到舒緩，民生得到改善，就連所謂的政治問題也逐漸被人遺忘。滬港通的延遲推出，有人說是內地對香港的「懲罰」，看得出中國也在嘗試用經濟方法去解決現今的政治問題。回看我們香港政府在過去兩個多月怎樣回應這場運動？只執著討論運動是否和理非非，只堅持重複自己的政治立場，卻完全沒有從經濟方面著手，根本擊不中解決問題的核心。

今日，佔中的目的與手段是否正確，歷史自有公論。但，香港必須要為自己的未來而改變，因為這世界也正在改變之中。香港一部分人就算不願意正視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不願意為中國國情作出改變，但也不應把全香港的政治與經濟成果一拼放在賭枱之上，要全港市民陪他們豪賭一局。這是不明智，又不符合世界潮流的。反而，一方面思考如何充份利用與祖國的聯繫，進一步確立香港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一方面在人大框架下依法實現普選，以改善香港的民生狀況。這些，才是香港當下需要反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