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7/2021《大公報》 朱兆麟 在七月一日這個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及香港回歸24周年的雙喜臨門日子，銅鑼灣卻發生令人震驚的刺警案。這次「孤狼式」恐怖襲擊，正反映黑暴仍有可能死灰復燃，社會需保持警覺。 最令人心寒的是，兇徒選擇在鬧市襲擊執勤警員，但網上竟有人吹捧施襲者為「烈士」，呼籲往事發地點獻花。顯示黑暴、攬炒派殘餘勢力仍伺機而動。 前年由外部勢力及「港獨」分子挑起的「修例風波」，是一系列打着「民主」旗號，肆意破壞、擾亂秩序的犯罪活動，故不得民心，加上當局有力執法、國安法頒布實施，最終步向消亡。但社會上有一些人，在「修例風波」期間受大量失實資訊誤導、「太子站死人」等謠言影響，對政府特別是警方產生仇恨。警察是社會秩序的象徵，故恐怖分子都會以襲警作為製造混亂及恐慌的手段。 正如筆者早前的文章指出，加強維護本港及國家安全將成特區政府的首要工作，警隊出身及曾任職保安局局長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絕對有能力維護香港社會穩定。相信他除了帶領公務員團隊切實執行國安法，預防及打擊分裂危害國安的行為外，亦會全力應對新挑戰。 執筆之時，李家超就表示關注假資訊的破壞性，將參考其他普通法國家慣常做法，包括移除有問題內容或將發放假資訊「刑事化」。近年不少國家都針對網上假資訊，盡量於保障資訊自由同時作合理監管，法國2018年通過了《反資訊操縱法》，設立規管機制，要求單月使用者逾500萬的網上平台，每年向當局提交報告，交代其對抗假資訊採取的措施。 特區政府必須多管齊下防範同類事件。警方要加強前線警員的執勤裝備及訓練指引，留意網上輿論，包括各論壇、社交平台的煽動性言論；政府亦要盡快研究立法打擊假新聞，完善規管社交媒體的法例，避免再有人受到不實訊息煽動作激烈行為，以杜絕黑暴以「孤狼」恐襲方式重臨。 原文鏈接：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233119/2021/0709/606964.html
05/07/2021《明報》 朱兆麟 近日媒體及社會各界，都關注潛在特首候選人動態，與其逐一評論各潛在特首候選人能力，不如思考今天香港需要怎樣的管治者？下任特首要熟悉香港政治、經濟產業及土地房屋問題，上任後盡快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具商界背景人士就有很強優勢。 前特首董建華商界出身，在任時就發揮其商界觸覺，針對社會已浮現的深層次問題施政，例如1999年施政報告提出「數碼港」計劃，以使本地資訊科技發展追上環球趨勢，任內又推動教育改革、中藥港計劃及環保政策等前瞻性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及產業多元，協助本港從亞洲金融風暴盡快復元，如今世界創科、醫藥蓬勃發展，這些項目亦已受國際注意，可見其先見之明。 今日社會深層次矛盾較當年更嚴重，商界背景特首，有利爭取商界支持，亦更能推動產業轉型及社會改革，為社會創富。故有商界背景的前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及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均被視為有實力及機會的「黑馬」。 兩人都憑卓越的公職表現為港人熟悉，且具國際及內地視野。李小加擔任港交所行政總裁以來，成功推動多項戰略舉措，包括同股不同權架構公司和未盈利生物醫藥企業在港上市、「滬港通」及「深港通」等加強與內地市場互聯互通。中美博奕關係複雜，他熟悉中外金融及經濟發展，目前更是港區全國政協，若擔任特首有利為本港爭取國際發展機會，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有「公職王」之稱的陳智思，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更熟悉多個公營機構及政府運作。近年社會日益關注「保育文物」與城市發展平衡，保留古建築原有社會脈絡和生活足迹；陳智思曾任古物諮詢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對保育及發展議題有深入認識及經驗；加上其行會召集人身份，熟悉政策制訂過程，擅長與商界、壓力團體、反對派等持分者磋商，若擔任特首能發揮其跨界別身份，凝聚各界共識。 近年國際媒體對內地及本港報導集中政治議題，李、陳二人曾任職跨國企業，又熟識內地及國際關係，於中外政商界長袖善舞、人脈廣泛，有助改善國際對內地及香港觀感，使香港更能扮演內地與歐美國家的貿易橋樑。 自港區國安法實施、選舉制度修訂後，攬炒派已無力阻撓政府施政，管治者毋須太「戰鬥格」強勢領導，反而應有多方面性格，處事靈活、開放，於推動民生政策時平衡持份者矛盾。除了特首，政府管治班子、行政會議、不同公營機構等治港崗位，都需要從商界、各專業界別甚至跨界別的人士中，吸納更多具國際及本地政商觸覺的愛國治港者，以應對目前變幻萬千的時局。 原文鏈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7%80%e9%bb%9e/article/20210705/s00012/
03/07/2021《大公報》 朱兆麟 今年七月一日意義非凡，不但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四周年的大日子，亦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寓意香港與黨及祖國的緊密關係。隨着共產黨帶領中國日漸強大，亦為香港帶來了更美好的明天。回歸以來，內地透過自由行、股市互聯互通、大灣區發展等惠港政策，使本港持續繁榮安定。 近年本港一度面對政治撕裂，甚至境外及本土亂港勢力威脅，但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國安法有效實施，選舉制度亦趨於完善，有效實現愛國者治港；在內地全力協助及本港醫護人員努力下，新冠肺炎疫情亦逐漸穩定下來，更為這重要日子增添喜慶。但在沉醉於歡樂氣氛之餘，本港市民特別從政者，亦要好好認識共產黨開創新中國的艱巨歷史，當中成果都是革命先烈以艱苦堅毅的精神，用無數的血汗所換來。 當年共產黨能於國共內戰獲得最終勝利，擊敗資源、兵力都佔優的國民黨，靠兩大優勝之處：內部團結和得民心。共產黨充滿有理想、目標的黨員，能夠團結一致追求共產主義的幸福之路，有不怕艱難的犧牲小我精神；當時的國民黨卻承襲軍閥割據以來各自為政之風，不少黨內政要都只講個人利益、爭權奪利，甚至連他們創黨的三民主義宗旨都拋諸腦後。而且共產黨所到之處均重視基層百姓，體恤民情，與民共苦，因而得民心；而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卻偏向少數資本家，而且在日本侵華時仍專注「剿共」，不顧民族利益，因而日漸失去民心。即使國共內戰後期，一些國民黨的精英欲力挽狂難，也已為時已晚。 特區政府必須努力落實愛國者治港，維護「一國兩制」，防範潛藏建制內的亂港分子，並引入更多有才能的愛國治港人才，強化施政團結及效率。特區政府要得民心，亦必須解決本港深層次矛盾，包括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多管齊下紓緩本港土地、住屋問題，使香港市民生活環境改善。 過往本港的近代中國史教育採取自由放任政策，未來當局應制定有系統的教學指引，使市民自小能正確、全面認識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國家安全及歷史觀念，明白香港回歸得來不易，基本法確立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框架，國家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基本法授予本港高度自治權。而共產黨的奮鬥史正好讓本港從政者警醒，只有內部團結、得民心，才能長治久安。 原文鏈接：https://epaper.tkww.hk/a/202107/03/AP60df7f2ae4b0c7e5bece72cd.html
02/07/2021《思考香港》 朱兆麟 李家超出任政務司司長，打破回歸以來除唐英年外，政務司司長均為政務官出身的慣例，令不少人出乎意料。相信中央及特首挑選政務司司長，主要是分析哪位人選最能維護本港及國家安全，以及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但待特首選舉過後，不排除政務司司長人選會再有變更。 反修例運動曝露出本港受外部勢力干預、港獨極端思想抬頭等國安漏洞，已影響到部份年輕一代對一國兩制、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認知。李家超個人能力出色，於警隊時屢破大案，於保安局又有政策制訂、協調政府部門及資源運用的經驗，更於平息反修例運動引發的街頭暴力立下大功，其才幹、經驗和知識正可大派用場，率領政府執行港區國安法及修改選舉制度，預防及打擊分裂國家陰謀和亂港勢力，以及處理23條立法。 本港社會住屋、產業發展等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是由於過往政府中有人不思進取、因循守舊。若特首林鄭月娥順利連任，或會把政府的工作焦點從國安事務，轉移至加強經濟、住屋等民生政策，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或會改組政府班底，包括更換政務司司長人選。 原本大熱人選的資深政務官例如聶德權及邱騰華，均曾任多個政府部門，熟悉多項民生政策，是公務員當中執行力最卓越的官員，在推行政府政策方面有更大優勢。其中聶德權曾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熟悉內地事務，更盛傳原本是林鄭月娥屬意的政務司司長人選；邱騰華則曾任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熟悉財經事務；至於另一流傳的人選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更有多項公職經驗，熟悉公營機構及政府運作，擅長處理政策遇到的來自商界、壓力團體、反對派等持分者阻力，加上熟悉內地及國際事務，又具相關人脈，有利強化本港國際經貿地位及融入大灣區。上述三人具豐富民生政策及對外公關經驗，與其他問責官員合作推行政策、制定長遠發展計劃、會見傳媒、應對議員質詢等都有優勢。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順應歷史大勢、帶領中華民族前進，就是因為有不怕困難、無所畏懼的奮鬥精神。將來不論政務司司長人選是誰，都必須發揮這種精神，監督及統籌各部門有效施政、迎難而上，敢於面對反對勢力及既得利益者，維護一國兩制，加快香港回到正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原文鏈接：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1-07/02/49955.html
24/06/2021《星島日報》 朱兆麟 「黃色經濟圈」是反修例運動的產物，經濟圈內商家於店內貼上抗爭意識的宣傳品，吸引相同立場的市民光顧，後來亦出現了支持政府、警方的商家仿效組成「藍色經濟圈」。這種把消費政治化的現象，雖然不利社會和諧，但卻有助刺激消費，促進經濟。 這種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於歐美國家盛行，例如美國支持共和黨、民主黨的選民，會盡量光顧持相同政治立場的商鋪、食肆、媒體等，或罷買政見相反的商戶，以經濟力量影響商家取態，從而左右政治形勢。不同政治陣營支持者透過加強光顧自己陣營的商戶展示實力，使社會整體消費大增。 以體育角度而言，就正如每當有足球勁旅對賽，球場必座無虛席，球衣、隊旗等紀念品熱賣，而直播球賽的酒吧、餐廳更生意激增。皆因球員固然爭勝心切，而雙方球迷都不介意多作消費，為愛隊打氣。故黃、藍政治撕裂增大，促使黃、藍商鋪湧現，兩大陣營的網紅（KOLs）數目及支持者人數亦激增；連不少上了年紀、一向不留意社交媒體的人士，都變成收看這些KOLs頻道的社交平台常客。 電視廣播（TVB）於反修例運動就被視為親政府電視台，遭黃營網民狙擊，包括於其社交平台，甚至其廣告客戶的社交平台不斷派「嬲嬲」和不停洗版的不滿TVB新聞報道、管理作風的留言。 隨着社交媒體發達，看電視人數本就持續下跌，故TVB電視廣告收入早於反修例風波前已有下滑之勢，反修例運動使其「藍」形象更鮮明，黃營支持者把「嬲嬲」表情符號視為「強烈表態」，有助推高其網上平台的負面曝光率。雖然去年來自數碼平台（myTV SUPER、Big Big Shop等）非廣告收入總額由二點三二億元增至二點七二億元，但是市場推廣界都害怕聲大夾惡的行為，害怕受到網絡狙擊，導致其電視廣告收入大跌，因不少商界避免與黃營消費者對抗；或者避之則吉投放另一個指定的電視台表忠，最終影響到廣告投放效益的法則。 過往不少從政者也是利用這道理，言行政綱劍走偏鋒，即使在議會聲大夾惡、「拉布」被普羅大眾唾罵，卻獲得傳媒廣泛報道，增加曝光，吸引到一些激進支持者擁戴，於立法會選舉中穩佔議席。但政治混亂會影響到社會民生，期待完善選舉制度後，確立以愛國者治港為原則的底線，避免再有政客愈玩愈激。 原文鏈接：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69769/從黃色經濟圈看經濟政治化影響
15/06/2021《思考香港》 朱兆麟 政府提倡產業創新，鼓勵市民創業、進行研究工作，又不時推出各式資助計劃，供有志者申請。早前筆者申請「專業服務協進支持計劃」 (PASS) ，希望就即將進行的「生物醫藥應用研究」獲取資助，竟收到回覆指項目不在合資格受惠範圍，令人一頭霧水，但總算明白到不少這類資助申請反應冷淡的原因。 根據「專業服務協進支持計劃」 (PASS) 網站的說明，計劃旨在資助非牟利項目，加強本港專業服務行業與境外市場相類行業的交流和合作、推動相關的推廣活動，或提高本港專業服務水平和對外競爭，並要求受惠機構屬法定「工商組織、專業團體、研究院所等形式運作的非分配利潤機構」，故筆者的機構及項目均符合計劃要求。雖然公帑運用要從嚴把關，但是否應給予更合理、清晰的拒絕理由？ 截至二○二一年二月底，有超過六十個項目獲PASS計劃資助，多是一些已有不少組織曾舉辦的主題，「提升本地專業人士水平的能力、展示本港專業服務行業優勢的外展及推廣、加強本港專業人士與境外相類行業互動聯繫交流」，包括以外訪、講座這類過往經驗可循的形式，這是否反映審批的主事者過份保守，不願接受少有先例的主題或形式？ 筆者不想以偏概全批評所有這類政府資助計劃，但政府或應反思處理的程序是否有所缺失，身邊有不少專業界別的朋友，都曾埋怨這類基金申請成功率低、透明度不足，例如政府為資助本地企業提升科技水平而設的創新及科技基金，當中四個資助計劃「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企業支援計劃」、「院校中游研發計劃」和「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在18/19年度的申請成功率只有約16%至47%。 政府要鼓勵社會各界創新，並非不斷提出各式願景、資助計劃就以為「交了功課」，早前張志剛在訪問中建議，中央引入類似企業的關鍵績效指標（KPI）衡量特首施政表現，其實特首亦應研究如何對公職人員訂立「KPI」。不少政府中人都有積極性不足、但求「按本子辦事」的問題，但社會潮流日新月異，不可能等待政府「嘆慢板」。若政府官僚文化不變，不願接受新事物，恐怕本港產業發展只會停滯不前，更遑論透過產業轉型，解決本港深層次矛盾。 原文鏈接：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1-06/15/49594.html
11/06/2021《明報》 朱兆麟 【明報文章】近年港府保育工作屢遭批評，幾個月前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的清拆工程，若非網民瘋傳致社會廣泛關注而叫停，恐怕這具歷史價值的宏偉古羅馬式水庫已不復存在。早前明尼蘇達大學科技史博士生葉瀚璋亦於《明報》撰文，關注有傳彌敦道具最少80多年歷史的戰前唐樓被批准拆卸，批評政府對歷史建築保育反應緩慢，任由歷史建築消失。連串事件揭露港府保育制度不足。 合適政策 可使更多企業成保育助力 商界往往被視為與文化保育工作對立，例如何東花園即使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原業主仍堅持拆卸發展；而景賢里亦險遭拆卸重建，要政府急忙將之列為暫定古蹟叫停，最終與業主協議換地才得以保育。但另一方面，本地也有不少大企業一直有心於保育及文化，例如新世界及港鐵，除了展覽、文化工作坊外，在參與古蹟保育方面也有豐富經驗，港府若能與這些商界企業合作，可事半功倍地保育古蹟及推廣本地文化。 例如新世界的「前皇都戲院保育計劃」，復修這座約有68年歷史的一級歷史建築，重塑其獨特「飛拱」建築技術，打造成本地文化新地標。港鐵則在發展沙中線鐵路項目之際，減慢進度配合環評報告，於相關用地做考古及保育，得以於工地發掘出大量陶瓷器物；港鐵又為宋皇臺站加入有宋代美學的當代藝術品，更與本地文化企業Walk In Hong Kong合辦「活現屯馬新力量」計劃，招募年輕人為文化大使及導賞團導遊，向大眾推廣屯馬線周邊地區特色及文化藝術。 目前港府對這類文化及保育工作，缺乏全面規劃，而古蹟辦只是顧問性質，且評級進度緩慢；但很多古建築若不是已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或許已被其他投資者收購後拆卸發展；例如上文提及的皇都戲院，位處黃金地段，項目重建為商廈或住宅的利潤都很吸引。要使更多商界企業成為文化及保育的「助力」而非「阻力」，要透過政策「軟硬兼施」引導，例如新加坡會將部分地區劃為「文物區」，限制發展密度，增加業主拆卸重建發展成本，鼓勵保育翻新舊建築。 檢討古蹟辦定位 考慮升格文化局 長遠而言，港府應檢討古蹟辦定位，包括考慮有學者建議，把其專家小組與古諮會合併，使古諮會能參與研究工作；亦應考慮將古蹟辦升格為澳門或台灣的文化局層級，以獲得更多資源，增聘建築保育專家，對歷史建築做調查及評級，統籌跨部門，以至與商界的文化保育合作，達至保育、文化與城市發展共融。 原文鏈接：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210611/s00012/1623350413620/朱兆麟-並肩加強文化保育
27/05/2021《思考香港》 朱兆麟 近年本港居住問題日益惡化，不論公、私營房屋供應量也不理想，團結香港基金四月發表的土地房屋研究報告，就預計未來五年私人住宅落成量，年均只有約15,000個單位，較去年實際落成單位少近三成；又預計公營房屋未來四年年均供應量21,800個單位，亦較政府長遠房屋策略目標落後近三成。政府必須拿出新思維、跳出既有框框，才有望解決居住問題。 要增加住屋必先增加住屋用地，近日前特首梁振英就建議用部份大欖郊野公園邊陲土地興建約2至3萬個居屋單位。其建議具突破性且可行，除突破過往郊野公園「碰不得」的框框，其選址亦交通便利，位於高速公路旁邊，方便出元朗市區。建議正好鼓勵社會各界思考，住屋供應不足的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嚴重，是否應以更開放的態度，探討不同的覓地建屋良策？ 雖然明日大嶼計劃已獲撥款通過，能長遠舒緩香港土地供應，但畢竟遠水不能救近火，故當下應以新思維，開放考慮不同土地選項。政府2018年曾透過「土地大辯論」，與社會各界探討各式土地供應方案，但每當方案面對持分者或壓力團體阻力，即畏縮不前，導致覓地進展緩慢。其實早有研究指出郊野公園邊陲土地、濕地緩衝區等都只是保育地區外圍的土地，可酙量調整其面積及位置，但現屆政府卻於2019年初，中止房協的郊野公園邊陲土地建公營房屋研究。 另一方面，目前改劃土地發展房屋的過程漫長，由「生地」變「熟地」需達十多年時間；發展商若希望提高發展項目的地積比，要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但城規會往往需考慮有關土地交通、基建等充足才能放寬發展密度；但當有地區人士提出要增設交通、基建，政府卻常推搪未有足夠的居住人數和需求，形式發展的「死循環」。 政府應以大膽、有承擔的新思維，尋找更多解決香港住屋、產業發展等深層次問題的突破口，改善城市規劃、土地政策及行政效率，包括檢視不同的造地方案、仿效新加坡定期制定長遠發展規劃，研究簡化、整合造地程序，並以公平、合理、高透明度的原則，積極探討如何與發展商於土地發展方面加強合作，例如合力興建交通、基建，甚至公營房屋，使城規會有條件放寬發展密度，提升公營房屋及一手私樓供應量，盡快平穩樓價。 原文鏈接：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1-05/27/49245.html
岭南学刊 作者：简浩贤（澳门专才发展学会研究与发展中心总监，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首席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摘要] 澳门回归祖国后，历经前两任特首努力，清理澳葡时期的公共管理弊端，逐步建立适应澳门区情，与现代化接轨的公共管理体系。澳门的公共行政改革在“一国两制”之下立足澳门特点，从重构公共行政管理体系到完善制度建设，实现了“澳人治澳”。新时期下澳门的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澳门公共行政管理体系要立足于国家战略，准确定位澳门发展方向，服务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实践“一国两制”，探索“政府—民众”联合治理民主模式。 [关键词] 澳门；公共行政；改革；回顾；展望 （本文选自《岭南学刊》2021年第1期） 香港与澳门作为两个特别行政区，回归前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管治了一百多年，港澳两地的公共行政管理都留下了深深的宗主国铬印。回归后，如何立足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原则推进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成为必然要求。港澳在回归之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两地民众对回归的心态也截然不同。港人回归前最怕变，认为香港状况最好，经济繁荣、政府无为而治。相较之下，葡萄牙国力衰退，对澳门的管治能力有心无力，1967年澳门爆发“一二三事件”，在内地的支持及澳门人民坚决斗争下，澳葡政府管治威信受到极大打击。特别是1974年葡萄牙爆发“四二五革命”，葡萄牙新政府主动提出交还澳门，但要求中国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中央断然拒绝。1976年澳葡政府颁布《澳门组织章程》以及1979年中葡建交后，在中国要求下，澳葡政府才关心并加强对澳门 的行政管理。 澳葡政府依据葡萄牙《海外组织法》管治澳门，实施行政主导管治制度，权力高度集中在澳门总督手上，依据殖民管治法规设立行政架构，采用澳葡政府及地方级市政机构两级制。第一级的七个政务司只执行澳督所授予的行政权力，第二级的地方级市政机构包括局、厅、处、科及组长共五级。政府公务员的招聘、晋升、管理制度都有强烈的葡萄牙文化及个人主义，唯人至上的用人方式导致澳葡管治队伍人浮于事，授权不清，部门协调能力差，行政效率低，贪污问题普遍存在。虽然，澳葡政府设立了若干的咨询机构，但形同虚设，事实上设置了各种门槛，华人政治人才基本没有机会进入澳葡管治队伍。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澳门正式进入过渡期。澳葡政府在管治澳门的最后十五年时间里，明显地扩大政府职能及加快行政组织架构扩张，随之而来的就是公务人员规模快速膨胀。虽约定逐步实现“中文官方化、公务员本地化、法律工作本地化”，葡国或澳葡政府有意无意地进行阻延，实际上相关工作并没有推进，甚至还反其道而行之。这直接导致回归后公共行政管理系统内中高级公务人才不足，法律本地化工作繁重，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管理困难重重。 回归以来，澳门公共行政改革经历了重构公共行政体系和以制度建设完善治理体系两个阶段，新形势下澳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将迈向现代化。由此，本文借鉴蒋朝阳教授的观点，根据特首任期，分析所面临的问题及改革措施，比较得失，从而展望特区政府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 一、重构公共行政管理体系，实现有效管治（1999—2009年） 回归之后，首任澳门特首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治理澳葡遗留下来的沉疴痼疾，尽快建立起以澳门人为主体的公共行政管治队伍，维护社会安定，保证经济社会有序运行。鉴于此，首任行政长官就任之初着重以民为本、固本培元、坚持循序渐进地着手推动公共行政改革。 （一）行稳致远，逐步去旧建新 回归后，为社会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公共治理体系是必然要求。澳葡政府治理体系混乱，腐败丛生，但“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既不应当也不可能在成立后短短几个月之内，提出一整套欠缺周全考虑的全新施政构想。任何一个新任的政府，都必须经历一个执政上的尝试及探索阶段，以付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它的管治环境，了解各种现行政策措施的利弊得失，探讨成功的机会和潜在的风险，从而决定它要做甚么和不做甚么。”居于这一原则，首任行政长官在任期间内，采取稳健的策略，逐步摒除澳葡时期的治理诟病，探索“一国两制”下“澳人治澳”的道路。这条道路必然充满艰难，“在划时代的政权转变中，妥善完成政府架构的调整，确保各种服务如常进行,让广大市民继续安居乐业，这对于一个没有管治经验的、兼且遭逢澳门数十年少有的经济困难的特区政府来说，是一项没有先例的挑战。”特首坚定不移地带领管治队伍走出成功的路子，“在十个多月的施政期内，我们已经就政府的行政架构及公职制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评估，为未来的调整和完善，走出了必要的第一步。” （二）整合公共行政资源，建立精简高效的部门架构 针对澳葡时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病，首任特区政府首先整合公共行政资源，重组机构部门架构。根据社会管理要求，重新划分公共行政工作领域，把本来澳葡政府的七个司调整为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及工务运输司共五司，作为行政长官直接领导的一级行政机关。再根据特区政府自我管理及国际交往需要，增设廉政公署、审计署、澳门海关。撤销市政机构，成立民政总署，整合相关厅处级单位，合并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透过内部调整重组，至2005年，特区政府部门由回归前71个大幅下降至60个。大力规范公共行政服务系统，制定一系列的服务承诺计划及一站式服务平台。服务承诺计划引入ISO9000的质量管理认证制度，规范政府与公众层面的沟通。一站式服务平台便利于市民沟通办事，在公众服务暨咨询中心的基础上设立市民服务中心，革除过去政出多门的弊端，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三）规范行政，实施自上而下的重整 公共行政管理是一个体系，居于其核心的是制度规范，清除澳葡政府的弊端首先要树立与其不同的行政规范，为澳门公共行政管理确立基本准则。首任特首在任期内一直致力于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核心带动推进澳门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并“首次开办专为全体高、中级公务员而设的课程。”2001年完成了警察总局和海关同属纪律部队机关的组建，并从2002年开始全面展开政府架构的重大改革，务求达致精简架构的目标。“政府将继续强化公务员培训，尤其加强领导及主管人员的训练，提升他们的通才素质和决策能力。”经过框架重建、部门职能重整、人员培训的持续努力，2005年施政报告中认为已实现了澳门的“公共服务初步转型”。同时，特区政府相继成立各类咨询组织，让民众尽可能参与特区公共行政管理。“全面扩大咨询组织的成员数量，增加具备一定个人素质，拥有一定的公众和界别认受性，尤其是年青有为的新成员，同时，注意吸纳少数或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让不同的阶层，以及同一阶层的不同分支部分，在组织内都有自己的声音；革新咨询工作的形态和方法 ，开发多种多样的咨询渠道，将会议咨询和查访咨询，常规咨询和特殊咨询，社团咨询和公听咨询，集体咨询和个人咨询，高度联结，互动互补，整合出一幅完整的社会意见图像。”对与民众利益高度关联的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设立专项事件公开咨询临时机构，委派对口人员参与，广泛征集民意。 （四）健全法治，推行依法公共行政管理 针对回归前法规混乱问题，澳门特区政府完善行政组织法律法规，实现特区公共行政管理有法可依。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廉政公署，修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打击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行为。特别针对容易滋生贪腐问题的公共工程领域，加强政府采购的审查及考察的制度建设，完善公务员工作指引，清晰工程批给做法，树立政府依法行政、廉洁奉公的形象。同时，建设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从招聘、晋升、考评、培训、退休等环节建立完善的公职制度，实现公共行政管理队伍的稳定，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廉政。…
24/02/2021《星島日報》 朱兆麟 黃展瑋 近年許多國家政府都意識到生物醫藥產業的龐大經濟潛力，紛紛透過各式優惠政策及基建作重點培育。本地不乏生物醫藥科研成果及人才，為本地企業提供良好研發基礎，但由於產業鏈成本高，多數企業都規模較小，行銷能力有限，限制了其發展。香港科學園一直有為本地生物醫藥企業提供相關「軟硬件」，政府可為科學園提供更多基建及政策配套，孵化更多本地生物醫藥初創企業。 成立專責小組全盤規劃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提升本地生物醫藥產業規模難以一蹴而就，但若能透過香港科學園使更多企業「富起來」，能鼓舞產業發展、吸引人才，營造良性循環。 科學園發展多時，已有良好的創科生態圈，有助凝聚生物醫藥公司和專才，近來亦推出了更多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畫。例如其腫瘤科相關合作項目，為參與的初創企業提供最高六百萬港元的資金援助，以及可使用園內實驗室和工作空間等設備，為其安排商業配對、招聘人才、聯繫潛在投資者；未來將落成的兩座科研大樓，更增加科研辦公室空間。 長遠而言，港府應成立專責小組，為本港生物醫藥產業鏈確立更清晰定位，統合運用科學園在內的各項軟硬件資源，透過全盤規劃使更多企業先「富起來」。香港於生物醫藥產業鏈的強項是基礎科研，以及一些輔助行業例如專業與法律服務、金融融資；但受土地及市場規模所限，例如應用研發、大規模生產工序等，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就更有經驗和成本效益。 發展大灣區生物醫藥樞紐 故此，政府可以香港科學園作為打通本港生物醫藥發展的重要戰略陣地；另一方面，香港深圳共同合作發展的落馬州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具廣闊發展面積，可作為本港於大灣區生物醫藥發展的樞紐，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級科技企業、跨國科研機構和高等專上院校進駐。 自從西九高鐵站、港珠澳大橋先後啟用，香港與內地交通日益便利，但港府要再加強相關交通基建配套，包括增加鐵路接駁。將於二〇三四年落成的北環線若能增建支線鐵路，經河套區接駁新皇崗口岸，使河套區更有效作為本港與其他大灣區城市的生物醫藥產業鏈環節的支點。 朱兆麟 黃展瑋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原文鏈接：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36309/如何先讓部分生物醫藥企業「富起來」？
16/02/2021《星島日報》 朱兆麟 黃展瑋 疫情帶動世界各地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蓬勃，近年港府亦推出更多政策，提供更多資源於生物醫藥產業，但本地生物醫藥多面對空間不足、產業鏈未完善等問題。未來香港應發揮如同足球隊的「中場」角色，為大灣區這支「足球隊」於國際生物醫藥競賽中爭奪更多錦標。 香港生物醫藥一直與國際接軌，具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有利開發及引入高新科技技術，故研發及應用能力一直是世界前列；但本港畢竟土地及生產成本高昂，雖然香港科學園有提供配套及支援予本地創科企業，但能產品化、推出市場的研發成果畢竟是少數。一七年香港中文大學盧煜明教授與其團隊，就研究出通過分析游離DNA，在未有病徵前檢測出早期鼻咽癌。該技術曾售予美國生物醫藥公司，最終由本地公司輾轉獲得技術的商業授權，開發出早期鼻咽癌篩查測試服務。 內地人口龐大，行業人才充足，相當適合作大規模實驗及臨牀研究；與香港鄰近的廣東省地區，特別是深圳，就可以扮演與香港配合的「前鋒」，發揮其尖端生物醫藥技術產品的製造能力。故未來香港應把技術研發留在本地，盡量把生產相關工序交予其他大灣區城市。香港除了科研優勢，更可通過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於生物醫藥企業融資、上市集資、項目孵化等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本港加強與大灣區不同城市的聯繫，有利促進生物醫藥技術商品化。廣州實驗室上月正式亮相的「輕騎兵」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車，正是集合了來自清華大學、生物晶片北京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博奧晶典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和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研發的技術，包括口腔咽拭子採樣機械人、病毒快速滅活儀、全集成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晶片及配套試劑、數據採集和分析軟件等，大大提高控疫能力。 粵港澳大灣區上下游產業鏈完備，不少城市都可扮演生物醫藥的「優秀球員」，發展包括臨牀測試和藥物、疫苗研發、檢測技術等產業。港府於大灣區正可如同球隊的「中場大腦」，串連「大灣區隊」的前鋒與後衞，促進區內生物醫藥的學術研發與產業鏈一體化。 朱兆麟、黃展瑋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原文鏈接：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34051/港生物醫藥可發揮「中場」角色
02/02/2021《星島日報》 朱兆麟 黃展瑋 香港一直缺乏完整具規模史書，去年出版上架的《香港志》首冊，有助彌補此不足。《香港志》由智庫組織「團結香港基金」牽頭編修，分門別類地記錄香港七千年歷史，規模宏大，有助確立香港史觀，讓港人全面認識香港歷史，並以香港角度全面了解與內地及國際的關係及發展。 港人對香港史興趣日益增加，不少香港古迹的保育例如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都受到社會廣泛關注，而戰時防空洞更成為不少年輕人的「打卡」熱點。但本地香港史論述，一直深受港英政府的殖民史觀影響，中小學教育多集中敍述香港開埠以來，多屆港英政府推動的各項建設及政策，把香港從小漁村變成今日繁榮的國際都會；而且集中經濟層面，對例如文化、社會、政治等的探討則流於表面，對鴉片戰爭前的香港史更有所忽略。 近年政治衝突升溫，坊間不少香港史為題材的著作更帶有政治立場，包括過分歌頌或貶抑港英政府對港的貢獻。其實香港歷史除了英國，亦與內地息息相關，近代史更對東南亞、世界歷史密不可分，因身處殖民主義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貿易發展等世界大事的風眼位。由行會召集人陳智思擔任主席的地方志中心執行委員會，就強調《香港志》編纂工作由專家及學者主導，當中包括曾編寫通識科參考書《簡明香港史》的港史專家劉蜀永，務求呈現全面的史料，做到「述而不論」，作為港人認識香港歷史的指南。 教育局去年年底提出改革通識科，精簡課程架構；而中史及世史科亦醞釀改革，加入更多香港元素。《香港志》記述範圍由新石器時代的先民活動至第五屆特區政府成立，涵蓋自然、經濟、文化、社會、政治、人物等，亦能讓讀者了解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的關係，正好配合中學通識、中史及世史科的發展需要，作為學生的重要參考書，奠定年輕人香港史觀的根基。 寄望《香港志》的編修，能匡正世道人心，讓港人鑑古知今，好好了解香港成為中、西方文化匯聚之處、內地與外國貿易轉口港等歷史的來龍去脈，更深切體會當下中美角力中香港的特殊處境、理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歷史機遇，亦為香港作為內地與西方交流、衝突和融合的平台角色作出貢獻。 朱兆麟、黃展瑋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原文鏈接：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30895/編修《香港志》有助確立香港史觀
19/01/2021《星島日報》 朱兆麟 黃展瑋 新冠疫情持續，各界都把消滅疫症希望寄託於疫苗，首批一百萬劑國產疫苗快將抵港，但連串無科學根據的內地疫苗副作用、製作過程不良的謠言及抹黑亦於網上瘋傳。所謂「三人成虎」，這些謠言顯示大眾對疫苗等生物醫藥知識一知半解，政府應盡快加強教育大眾；另一方面亦反映大眾對內地疫苗品牌未有信心，本港可運用本身優勢發展生物醫藥的認證，把內地疫苗及其他生物醫藥產品帶上國際舞台。 世界各地都有疫苗的謠言或假新聞，更形成反疫苗風氣，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十二月民調就顯示只有六成三美國人願接種；以色列政府就要求facebook移除「刻意散播捏造」疫苗的消息，包括指民眾接種疫苗會被植入追蹤晶片、用作醫學實驗等。這些謠言源自大眾的認知不足，正如昔日資訊科技未流行，許多市民對電腦未有基本概念，臨近千禧年就出現各式各樣「千年蟲」謠言，包括形容為一種破壞電腦、侵蝕資料的「蟲」，本港亦有騙徒誘騙民眾購買所謂「千年蟲」杜蟲藥。今日許多市民對生物醫藥認識近乎零，自然易受假消息煽動。 政府要加強向市民推廣正確生物醫藥知識及發展，此舉亦可鼓勵更多有志人士參與行業，並促進商界投資。本地一直於生物醫藥研發方面有很高水平；例如理大團隊花了四年時間研發的「全自動快速多重診斷系統」，透過微流控和生化技術，能於一小時內同時檢測最多四十種呼吸道病原體，當中包括沙士及新冠肺炎。香港生物醫藥教育及培訓政策配套不足，不但導致科研人才、維修及操作設備的工程人員短缺，尋找商界投資亦困難，難以建立自家產業鏈；有報道指港大近日成功尋獲私人投資者投資十億港元，才總算有望設立本港首家疫苗廠。 目前全球生物技術專利多來自美國，但近年內地亦急起直追，內地製藥公司年度研究及開發額由一四年三百九十億人民幣，躍升至一七年的五百三十億人民幣，今年不少公司更投放了大量資源研發疫苗。港府一方面應與業界專業團體、學界合作，加強教育市民生物醫藥的知識、發展，以及貢獻，另一方面亦要發揮本地業界與國際接軌的優勢，建立自家的生物醫藥技術認證制度，助中國生物醫藥發展達致自家創新，並促進香港經濟發展轉型，實現產業多元化。 朱兆麟、黃展瑋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原文鏈接：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26949/疫苗謠言對本地生物醫藥的啟示
16/12/2020《星島日報》 朱兆麟 黃展瑋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爆發，市民既擔心疫症威脅，又受限聚令的不便之苦，不少市民都寄望盡快可注射疫苗，回復正常生活。不少設有藥品監管局及監管機制地區，都有機制安排緊急使用生物醫藥產品，英國藥品和健康產品管理局（MHRA）近日就批准緊急使用輝瑞和BioNTech聯合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是全球首個批准使用該疫苗的國家，使不少港人羨慕。 英、美、歐都有自己的審批系統，英國MHRA表示疫苗達九成五保護率，要求製造商繼續提供數據供審查；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和由獨立專家組成的生物製品相關諮詢委員會（VRBPAC）亦是接獲輝瑞的「緊急使用授權」申請而加快審查進度；歐盟藥品管理局（EMA）則較為謹慎，表示需花更多時間觀察。 疫情期間美國FDA對新冠病毒療法、診斷試劑、疫苗研發項目等，開放緊急使用授權申請（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EUA），授權終止後要在美國醫藥市場上退出，但獲得EUA有助產品於緊急使用期間收集臨牀數據，為正式上市鋪路。而美國FDA另外提供「優先審評、快速通道、突破性療法、加速審批」四個特別審批法，主要用於治療嚴重疾病的藥物，由其開發、上市等不同階段給予支援，當中「突破性療法」要求有初步臨牀試驗證明，藥物要在臨牀測試證明，成效較現有療法有顯著改善。此機制亦值得港府參考。 香港雖有世界前列的生物醫藥研發成果及產品，卻未有這種審批機制，影響這些成果產業化及應用的進度。香港許多市面的新藥都是經內地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或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審批，近來多家生物醫藥公司都傳出新冠肺炎的疫苗、藥物研發有突破，香港亦不能只依賴外地，要發展自己的生物醫藥產品審批機制。 香港要發展出英、美、歐等的審批機制，難以於短時間一蹴而就，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政府應參考國際標準，檢討如何建立一套生物醫藥行業監管制度；港府可仿效美國做法，成立藥監局FDA與獨立專家聯手，組成生物製品諮詢委員會，合作審批、評估和提供技術諮詢。香港有潛質發展成為國際生物醫藥產品驗證審批中心，處理進出口及轉口各地的產品審批，結合現有醫藥成果及國際標準的臨牀測試能力、經驗，加快引入疫苗、藥物。成為生物醫藥發展樞紐。 朱兆麟、黃展瑋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原文鏈接：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17452/臨淵羨魚 不如發展生物醫藥審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