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雷曼時代(二)

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我們展示了自由經濟的不足之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謂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並不一定為整體社會帶來福祉。次按危機的導火線是金融從業員將信用評級不佳的資產重新包裝成為迷你債券，而這些產品中的資產往往難以被投資者追溯。各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亦由此難以監察當中高風險的成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世界貿易組織在金融海嘯發生後發揮了作用，在各國監管機構聯繫不足時，各國監管部門的決策者不能通過國際層面合作降低金融體系及房地產市場的系統性風險。而正正由於這一點，現今的國際金融體系已經出現了一些足以影響香港市場的重要變化。

 

2012年6月19日，中國宣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放430億美元，這正是世界經濟版圖近年變化的表證。發展中國家包含了多個高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印度等國逐漸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以適應全球化金融市場的要求。在過去三大金融機構被歐美等國家掌控，政策重心亦忽略了發達國家的弊端,然而在過去四年, 三大組織已強調對各國成員一視同仁，逐漸增加發展中國家代表在組織內擔任重要角色, 最終令組織在國與國之間的監察得到平衡。過去英國美國的金融政策如息口﹑貨幣安排一直是香港經濟的風向儀，但現在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冒起，香港投資者已經不能單單以歐美的政策慣例作為標準。例如中央銀行發佈利息增減的規律不定，對市場造成不定期的影響，相信不少投資者已經開始加強對內地以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注。截至2012年1月,全球市值最大的兩所銀行均來自中國內地（分別是中國工商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預料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將會接過歐美等國的龍頭位置。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必須開始作過渡性安排，為香港與新興國家接軌作預先計劃。任志剛早前發表檢討聯繫匯率的文章，雖然未算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報告，但有關當局應著手製訂指引及預測。香港金融市場的變化是時刻來臨的，與其屆時大刀闊斧推行改革措施，倒不如今天盡早開展研究，加深本港監管機構對新興市場的金融知識。

 

自從市場明白高評級的投資產品均可變成呆壞帳後，歐美國際評級機構的光環已經徹底消失了。現階段各國均積極籌備了自行開展的評級制度，不少我們熟悉的私企如中國平安，亦已建立了獨立的評級制度，為客戶衡量風險。上月有報章便報導了一家由中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俄羅斯信用評級公司（RusRating）及美國伊根瓊斯評級（Egan-Jones Ratings Co. ）三家公司合組的「世界信用評級集團」（Universal Credit Rating Group），聲言希望為市場提供可靠及負責任的評級。先不論誰家評級較為真實，但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系，政府及投資者必須注意這場評級戰的情況，並需要認知風險的評估已由從前三家機構的壟斷發展至今天的百花齊放，這無疑會令投資者混亂，但同時亦有更多角度去測量投資的風險。

 

以上兩點均令我們明白金融市場自2008年後已大有不同，有關當局有責任教育投資者進行理性的投資行為，方能適應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

 

陳啟祥 朱兆麟

 

 

刊於2012年11月25日成報